以人的魅力展现黔南的魅力
黔南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从古至今,涌现了一大批名人名家、模范先进,发生过很多有影响的事件,创造出许多经验典型,是一片对历史对国家有贡献的土地。人物有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西南巨儒莫友芝,感动中国的残疾教师陆永康,商业巨子任正菲,苗家金凤凰罗秀英......
数风流人物,忆光荣历史,从先贤志士、身边先进身上,能够汲取丰富的精神食粮,增添无穷的精神力量。物质资源是有限的,精神财富是无限的,厚重的人文精神,正是我们加快发展,推进跨越必须很好挖掘和发扬的精神富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感动,经常在不经意时发生,让我们记录下每一个令人感动的人和事,让人性的光辉在此彰显,照耀和温暖这个世界。当我们的视野从一个个身边人的故事中真切地感受到真实的生活时,我们才体验到了从阅读走向生活,从生活寻找榜样,从榜样获得力量的乐趣!
让我们感谢那些曾经采访报道过黔南各行各业杰出人物的各大媒体的记者们,是他们的不辞辛劳才为世人留下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才为本栏目的开办提供如此丰富宝贵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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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昌:山歌不是我爱唱 祖辈相传丢不得

——访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李继昌

时间:2010-1-4 10:02:03 来源:黔南热线 作者:张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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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花红》这首著名的布依歌,曲调优扬,旋律优美,气息清新,抑扬顿挫,唱响黔南,唱响贵州,唱响北京,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由于它节奏明朗,悦耳动听,清新甜蜜,令人回味,被誉为布依族民族中的一颗明珠,光芒四射,光彩照人。每当我们听到这首动听的布依民歌时,总不禁会想,这是谁的佳作?它优美动听的旋律背后是否有什么美丽的故事?为什么翩翩是这首歌成为布依文化的象征?其编曲者与布依族有着怎样的渊源?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采访了国家一级作曲家,州管专家,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特聘民族音乐学教授,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特聘民族音乐学教授,中国音乐协会会员,贵州音乐家协会理事、副主席,黔南州音乐家协会前主席,《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常务副主编,歌曲《好花红》的编曲者李继昌。

李继昌老师在接受黔南热线采访

责任与情结

      拜访李继昌老师,是在一个冬日的上午,他半躺在沙发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听着民族歌曲。自去年他不幸中风后,就一直在家休养。他说:“希望能早日康复,因为还有很多的工作等着我去做,比如水族民间歌曲的收集整理等。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后来者做些基础工作,为他们打开一些思路,提供一些方向,方便后来者的研究工作,以便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一位身患疾病的退休老人,在病榻上依然念念不忘的是贵州民歌特别是黔南民歌的发展,想到的依然是为年轻一代做出些许力所能及的指引,这种甘为人做垫脚石的精神不禁让我们动容,也让我们不由心生敬意。
     1959年自贵州大学艺术系毕业后,李继昌便被分配到黔南州歌舞团工作。
      搞民间文艺工作,少不了的是走家串户,上乡下寨 。为了收集到第一手布依族民间歌曲材料,李继昌经常和同事们深入乡村。去听山歌,去发现其中可扑捉的音乐元素。常常十天半个月的住在老农家里,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布依族的人们都非常热情好客,有客人来了,都把家中最好的酒、最好的饭菜拿出来待客。常言道“有酒才有歌,有歌必有酒”。布依族有很多特殊的礼仪,比如说,喝酒要唱酒歌,吃饭要唱饭歌,拿筷子要唱筷子歌等等。这些都是通过歌声来表达双方的意思,因此唱歌成了布依族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日常化的歌曲也成了李继昌他们最丰富的灵感来源。
      谈到民歌创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时,他说道:“创作是生活的升华,是对生活的一个提炼,只有深入生活,不断学习,吸收营养,系统地学习民间各种生活的习俗。比如说酒歌,你就要按部就班地学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想快、想急功近利都是不可取的。要从内容上,形式上,作用上,知道它是怎么来的,知道它的历史渊源,虚心地请教当地的老百姓,才能真正地掌握其中的特点和规律。在和当地的群众交流的过程中才能发现更多更真实的文化。也有一部分人喜欢高高在上地去民间采访,喜欢带着学者型的态度去参与调查,这样是永远都不可能做出成绩来的,即便给你机会让你来编排节目,你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受到群众好评的,因为那跟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去太远,不接近老百姓。民间艺术,来自于民间就应当回到民间去。”
      在创作的过程中,李继昌一直坚持的都是责任大于兴趣。很多人都说搞创作是因为兴趣,纯粹是为兴趣。但是李继昌不是这样认为,“我是受到这些质朴的民间文化的熏陶,受到当地文化的滋润,吸收了这些可贵的民间文化的营养,才有今天的我。我跟布依族有着很深的情结在里面,我希望把这些民间的精华,民间的财富通过歌声、通过舞台等方式,介绍出去,宣传出去。我是带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来从事这个工作的,简单的兴趣是不能长时间维持的,只有责任,一种让你肃然起敬的责任,才能让你深入地持续不断地投入进去,才能让你用心去体会其中的奥妙,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守土有责’,你身在此地,担任着这项工作,你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无论民族歌舞的创演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我始终把布依人的音乐文化奉为膜拜的神圣,是助我成长的最好建材。如果说取得一点成就那是布依族人的关怀和布依族音乐极富营养的乳汁哺育的结果。多年来我热爱我生活工作的这块土地,感激爱我育我,催我奋进的布依人,并由此形成了我这一生不解的‘布依情结’”。
      李继昌老人说这些话的时候苍劲有力,掷地有声。或许,没有经过半个世纪的倾情付出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没有长年累月的村寨走访,没有夜深人静伏案挥笔的辛苦,没有苦苦地为寻找某个和谐的音符的漫长煎熬,他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也不会有如此饱满深情的一番表达。

李继昌老师的部分研究成果

光彩多娇《好花红》


       李继昌老师跟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好花红》这首经典布依民歌之所以广泛流传的原因。
     《好花红》自二十世纪50年代初它被发觉问世以来便得到 时代的呵护,那清新委婉,生动明快的歌调,早为人民所熟悉、所欣赏、说赞美、而成为布依族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在随后的岁月里,她随着几代歌手的精心润色,音乐家们的培植规范而更加完整动听,光彩照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她又由一首普通的民歌逐步扩展和超越了文化功能,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品牌。
      这首脍炙人口的山歌发自布依人的肺腑,那“刺梨花”红自太阳的普照,“刺梨花”鲜自布依人的精心培育,他们把自己比作鲜艳的花朵,把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比作温暖的太阳。因此,“好花向阳”成为了布依人歌诗比兴的精心设计,它不止是布依族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身作了主人喜悦的展现,还是对建国后新生活不断欣欣向荣的一种歌颂和赞美。刺梨花为布依人带来名声和好运,让他们名噪云贵高原,刺梨花为布依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让他们生活越来越红火,刺梨花长出了布依人的精神,刺梨花红在布依人的心窝。
      《好花红》之所以广为流传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除了它深邃、甜美的歌调及其明快的内容外,李继昌还给我们说明了另外一个原因:“布依人还把它作为叙唱情爱的歌曲经典”。谈情说爱时,他们用“刺梨花”来象征娴淑的少女和他们美好的爱情。粉红色的刺梨花天生就深藏于刺蓬,它自傲,但又娇羞地掩藏在绿叶硬刺之中,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采摘。它体现了布依少女那种特有的自尊、淳朴、恬静和柔情。


      据李继昌老师介绍,历史上,贵州自作为省的建制以来,以贵阳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开发较早,其经济文化较之于其它民族聚居区较为发展。与这种历史现实相适应的是,各民族与汉族的交往增多,为了交流的方便在流通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逐步使用汉语。这种双语现象在布依族中部地区被称为“明话”和“土话”,于是民间的歌唱中便也有了“明歌”和“土歌”之别。在明洪武年间贵州迎来了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大开发、大移民。那时,来自江西、安徽、江苏、湖广、山西的大批移民带来了新的吴越文化和中原文化,于是,贵州进入了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期。那时,布依族先民与这些移民增进了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语成了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的流通带来了音乐的交流,贵州中部汉语平和的语调生成了平和的歌腔,柔和的羽调式当是最佳的选择。“在此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以《好花红》为代表的这类“明歌”其产生和流传当是古代贵州大开发时期在民族音乐丰厚的土壤中由于普遍使用汉语说生成的一种民间音乐现象。她极有可能在明代开始兴盛之时就较为规范的流传在贵州中部,至今大约已是600余年。”李继昌老师对我们说道。
      按照时间的发展,《好花红》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老年歌手王昌吉,通过李继昌等人的研究和比较,大胆做出推断:“王昌吉老人极有可能就是民歌《好花红》在当代的最后传人和歌词的整编者。”老人和歌手们口头描述的《好花红》的大体传承过程大致是这样:有外寨客人来访时,寨子里众多歌手便聚于一堂,或堂屋或场院。整首歌一气哈成,把“好”字放在唯一的最高音,由上而下如溪水般流泄,节奏自由如细语般亲切。它略带着历史的深沉和沙哑,展露了老年歌手的独有风格,演唱时感情的投入令人肃然。
      在王昌吉老人之后,以秦跃珍、王琴惠、杨光芬和杨光英为代表的新的第二代、第三代歌手们以“好花向阳”为基础内容的歌唱就变得清新明快,光彩夺目,得到更广大布依族群众的热爱和认同。从三个变化中可以看出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发生碰撞演变出来的美。他强调:“一个民族文化的变异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和创新,没有它,一个民族便缺少文化进步的动力。因此,这种发展和创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对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严格而基本的要求。”
      1985年贵州电视台文艺部策划拍摄了音乐专题片《好花红》(撰稿、音乐李继昌,导演柏丽萍)该片结合布依族的风光民俗,风土人情,重点介绍了布依族民歌十二首,该片获全国电视《骏马奖》三等奖,次年又获西南电视大赛文艺二等奖。这部音乐专题片首先推出了合唱版的《好花红》。1987年由合唱《好花红》编排的女子群舞,辑入大型歌舞《黔南情》,成功的参演在成都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
      2001年由李继昌老师编曲的女声二重唱《好花红》被评为“世纪民族之歌”布依族的代表歌曲。2002年,由李继昌等人编导歌舞剧《好花红》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和贵州省政府文艺二等奖。


累累硕果


      李继昌另一首著名的苗族原创歌曲叫《月亮山的木鼓声》,曲调高昂,奔放热烈,让人联想翩翩,仿佛看到一群青年男女围着篝火在尽情地跳舞。李继昌跟我们谈起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当时作词家杨俊把这首词写出来后,便给李继昌看看,李继昌也没有什么什么灵感,就没有立即着手作曲。有一次,和省音乐家协会的几个的朋友到榕江雷公山去采风。玩的兴起,便在雷公山上面边走边聊了一个晚上。天刚亮的时候,太阳从雷公山的东边冉冉升起,像火一样照亮了整个大地,晨曦的薄雾在大地上袅袅飘起,站在这如火般的阳光下,一整晚的疲惫顿时一扫而光,换来的是抖擞的精神,整个世界都在此刻跳动起来。顿时,李继昌脑中灵光一闪,他迅速地写下这道闪光的灵感,回去后稍作修改,便创作出来这首热情豪迈的苗族民歌。这首歌在2004年获得了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


      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歌舞几乎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命形式,苗族人民以歌舞观照生活,以歌舞诉说心声,艺术与生活的浑然一体给李继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月亮山的木鼓声》找到了用音乐表达生活的切入点,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浓郁的民族风情画:群山峻岭中,苗族群众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讴歌新生活。歌曲的成功正是由于它所蕴涵的浓烈生活气息以及用独特的音乐语言所传达的情与境。
      李继昌在向我们介绍各种民歌的过程中,为了让我们有更深刻的了解,忍不住轻声哼起各种曲调的民歌,没有清脆响亮的桑音,没有优美的动作,但却让我们记忆犹新,这些都是从内心的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吧?不然它为何如此的让人砰然心动呢?
      李继昌曾经作为《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省常务副主编参与该书整理编辑工作,前后花了10多年的时间。他先后创作、编演了300多首歌曲,发表民族音乐论文21篇,代表作《布依族情歌的传统形态与民族婚姻的渊源关系》,发表在《音乐研究》和美国《音乐中国》刊物上。令人欣喜的是,现在他的《布依族音乐文化集萃——【好花正红】》一书即将出版发行,我们祝李继昌老师早日康复,也期待着他的这本音乐集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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